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催生出新的学科，舆情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勃兴乃至舆情学的诞生，无疑是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是响应互联网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党和政府决策的新需要而催生出的新学科，它牢牢扎根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还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为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催生出新的学科，舆情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勃兴乃至舆情学的诞生，无疑是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是响应互联网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党和政府决策的新需要而催生出的新学科，它牢牢扎根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1999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内第一家以“舆情”命名的专业研究机构--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200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研究员主编的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舆情范畴的学术专著--《舆情研究概论》出版，该书对舆情的相关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2004年，中宣部舆情信息局正式成立，舆情信息工作在全国广泛开展，进一步推动了舆情研究的蓬勃发展。10多年来，以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等为代表的40余家研究机构和来自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群体心理学、公共管理学、互联网技术及统计学等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等国家级基金的大力扶持下，使舆情研究具有了向相对独立学科发展的广阔前景。目前，就舆情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来看，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一直走在学界舆情研究的前列，在学界发挥着引领学科发展的作用和处于奠定学科基础的领军地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舆情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着眼--现实需要推进舆情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舆情信息工作和舆情相关制度建设，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亟须舆情研究人员进行理论总结，进一步指导舆情工作的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中宣部舆情信息局副局长孙瑜在给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叶国平博士刚出版的 《舆情制度建设论》一书所作序言中指出，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面对新形势、新阶段做出的重要决策，对密切党群关系、强化社会监督、提高党的决策水平、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实践是人类深化认识的巨大动力，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往往是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任何学术概念的提出和学科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既给社会带来巨大活力，也使各种矛盾和问题更为集中、更为复杂，特别是在当前利益格局深刻变化、舆情热点多发频发的形势下，建立和完善舆情表达、汇集、回应、监督、引导等制度，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理顺民众情绪，化解矛盾冲突，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兴起，是在借鉴西方民意研究和中国舆论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发展起来的。“‘舆情’一词，最早出现在乾宁四年（897）唐昭宗的一封诏书中。朴素民意思想的产生，更可前推至战国后期。西方‘民意’（舆论）概念，则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置于更加深广的背景下，无论是古代‘舆情’思想还是西方‘民意’思想，都从不同角度为当代舆情研究提供了理论素材。”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毕宏音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工作任务，这无疑是让舆情研究“破茧而出”的最大动因。
近年来，舆情研究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前沿领域，其发展一直没有离开现实的需要这一重要线索。“通过充分、及时和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使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了解民众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倾向，便于及时知晓和判断民意，做出科学决策，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王来华把众多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舆情现实研究需要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一是了解民众的社会满意度，发挥舆情现实研究在疏导民意和化解民怨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二是了解民众对党和政府各类社会政策的直接反映，使党政部门在制定和实施具体社会政策当中获得更大的信心和主动性。三是了解民众头脑中基本的思想政治倾向，集中认识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情况。四是了解网络舆情及其影响，在舆情空间形成和民众社会心态变化中发挥引导作用。五是了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者和相关民众的态度，了解事件中各类舆情和参与者的思想动向与利益诉求，有利于甄别事件中可能存在的敌对势力的操控，有利于正确处理事件和消除负面影响，及时获得处理事件的主动权和具体方法。六是了解民众对国内外各类时政事件的看法，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数据或情况可以了解民众的价值判断，为决策者准确应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提供了依据。七是了解民众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认识和评价，发现舆情的一些基本状态和走向。八是了解社会舆论对舆情的影响和引导作用，是把握好舆情动向，开展舆论宣传的一种重要的现实需要。九是了解民众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十是了解民众在各类行政选举中的意愿。
构建--舆情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一个学科的诞生首先要有强大的现实需要，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实践规律来指导新的实践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舆情概念开始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视野和政策文件中，舆情问题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级党委、政府和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相应的管理和研究机构，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舆情研究中来，大大拓展了舆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就是在时代背景下诞生的研究舆情的专业性研究机构。该所致力于舆情研究学科建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主持承担完成（含在研）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舆情研究概论》（王来华主编）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舆情基本问题的学术著作，《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刘毅著）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网络舆情的专著。此外，还出版有《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张克生主编）、《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陈月生主编）、《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研究》（陈月生主编）、《国外民意调查与政府决策》（林竹主编）、《诉求表达机制研究》（毕宏音著）、《舆情调查与公共决策--评价、过程和议题》（于家琦著）、《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引导》（姜胜洪著）、《舆情制度建设论》（叶国平著），以及将在今年内出版的《微博诉求表达与虚拟社会管理》（毕宏音著）、《舆情支持与舆情危机》（王来华主编，已获得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等。该所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天津市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已发展成为中央有关部门和天津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专业性智库。
目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围绕着舆情学科建设形成了5个基本分支方向：舆情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网络舆情研究、舆情热点问题研究、舆情与公共政策研究、中西方舆情思想比较研究等。专职科研人员12名（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7名、助理研究员3名，其学历结构为博士6人、硕士3人、本科3人），学科背景涵盖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已形成稳定、团结的研究梯队。在该所乃至全国众多舆情研究成果中，由王来华主编、该所全体人员参加撰写的《舆情研究概论》一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书着重探讨了舆情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等，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系统探讨舆情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专著，填补了国内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构建了舆情基础理论研究基本框架。在充分吸收借鉴西方民意研究和中国舆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王来华在该书中对舆情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简言之，舆情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毕宏音在2013年发表的《现代舆情研究十年历程的回顾和反思》一文中指出，舆情定义的狭义化，突出了民众态度的政治意蕴，清晰呈现出中介性社会事项对舆情的社会政治刺激功能，反映了民众与国家管理者间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内容，为确立舆情研究的基本定位与核心内容指明了方向，也凸显了舆情作为对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物，从而对其开展实践问题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对近年来舆情基础研究及舆情信息工作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宣部舆情信息局在建立之初对开展全国舆情信息工作的指导中也采用了这一定义，使得该所的舆情研究成果直接进入党和国家的决策和管理实践，构成了全国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从该所推出的研究成果来看，王来华侧重于舆情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网络舆情与舆论之间的互动转换”、“舆情研究的两个需要”、“舆情雪球效应”、“舆情主体与主体舆情”等创新性理论观点；毕宏音侧重于网络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以及民众合理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研究；叶国平在学界第一次提出和系统阐述了舆情制度这一概念，指出了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相__关问题，拓展了舆情理论研究的视野；姜胜洪从舆情视角，探讨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和规律、影响及其舆情应对；于家琦从政策评价标准角度，提出舆情调查能够完善公共政策的合意性、公平性、回应性标准；李莹则通过反腐倡廉群众情绪反映的指标体系研究，针对性地尝试舆情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张文英由剖析古代“明君”重视舆情的思想渊源入手，探讨了清康熙时期对“舆情”一词的使用，并积极开始了舆情思想史的系统化研究；林竹着力于研究西方民意概念以及国外民意调查开展情况，开展民意与政策一致性的有关问题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得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带动了该所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进行了有关网络舆情基础理论、变动规律、网络问政、网络舆情与公共决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总之，目前该所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各有侧重的人才结构梯队，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目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现实的需要和理论构建的需要既有区别，同时又相互促进。舆情研究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舆情研究的学科建设要紧扣时代脉搏，着眼于发现和研究各类舆情现象，同时立足于舆情理论研究或学科建设本身的内在要求，探索自身的概念工具。舆情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自身的脉络和内在要求。”王来华认为，形成一个政治方向正确、要素结构完整、研究内容丰富和系统的舆情理论认识体系，舆情研究的理论构建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舆情基本概念辨析研究。在整个舆情范畴的学术探讨中，对舆情概念的理论探讨是基础性内容之一。深入开展舆情概念的辨析，有利于抓住舆情研究的定位、任务、方法等核心内容，准确、深入和完整地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舆情现象。二是舆情发生变化规律研究。这也一直是舆情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舆情现象纷繁复杂，舆情研究要找到舆情在发生、变化和结束 （会存在积淀和沉留）的过程中遵循的逻辑线索。三是舆情思想演变历史研究。探寻舆情思想的历史演进，是舆情研究学科建设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在对舆情思想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发现，不同民族、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其所产生的舆情状态有所不同，这就使得舆情具有了民族、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鲜明特征。四是舆情信息工作机制研究。对舆情信息工作的研究，特别是对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的研究，一直是相关信息工作者的迫切的理论要求。五是舆情热点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舆情既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公共政策实施和调整的依据，在舆情与公共决策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构建理论关系桥梁的需要。六是网络舆情相关理论研究。与专门研究网络舆情的现实问题不同，网络舆情理论研究立足于中观视野，探讨网络舆情发生、变化、传播、影响及其应对规律。网络舆情正在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研讨无疑是舆情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七是国外民意研究和民意调查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具有方法论和调查统计手段的双重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舆情学科
国内最早提出“舆情学”概念的学者是李锦坤。2003年，时任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锦坤在为王来华主编的《舆情研究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舆情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需要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日益普及以及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舆论生态的基本状况。”王来华认为，一方面，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强调了社会变迁带来的中国力量、社会力量和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形成了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并存的格局，传统的传播理论局限于对舆论生成和传播过程的研究，不能明确地区分舆论与舆情之间的异同联系，不能清楚地阐释网络舆论与真实民意之间的相互推动关系，进而无法有力地解释新时期舆情的生成与互动规律。因此，使得源自我国本土而且表达主体明确的“舆情”作为一个概念，被我国学术界提了出来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学术界对舆情学科建设具体内容的开拓，使得舆情概念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满足现实需要和理论研究需要的过程中，舆情研究的理论建树势必会贯穿着理论观点、认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同时舆情研究本身也在逐渐形成鲜明的中国本土化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使舆情研究具有了向一个相对独立学科发展的广阔前景。
理论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实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不断创新来指导。作为实践性很强的舆__情研究，更是须臾离不开现实发展的检验和推动。以2003年《舆情研究概论》出版为起点，毕宏音对中国知网发表的有关舆情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有关舆情研究的论文从2003年的不足10篇到2012年已经跃升到近2000篇，舆情研究处于“井喷”状态。以《舆情研究概论》等学术研究成果为发端，从界定和阐释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研究视角、学科关系、运行机制及研究方法等入手，对现代舆情研究做出了基本定位，初步建立了现代舆情理论研究框架和知识体系，这标志着现代舆情研究的开始。目前，在全国相关学术领域中，舆情研究愈加深入和广泛，其中利用定量方法对网络舆情的大数据分析以及公共危机事件的监测分析、预测指标体系研究等，都在进一步推动舆情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毕宏音认为，综观舆情研究十年历程，一方面，一系列有关舆情的命题、假设、分析、陈述完全嵌套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并且经过不断积累与完善，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与合理的理论架构，为该研究领域的各个支脉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虽然舆情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缺乏对舆情思想沿革的历史梳理和系统化研究，研究实务中的“内卷化”倾向比较严重，研究方法的科学应用价值和规范化不足，与学科的系统化建设要求相比尚存差距，舆情学的学科建构工作亟待加强，舆情研究亟须大量吸收和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舆论学、政治学、管理学、信息科学等诸学科养分，尽快地筑起自身比较清晰的学科边界，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舆情研究理论体系？舆情研究如何才能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王来华认为，舆情学要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目前亟须对现代舆情研究中的若干前沿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把当前的主要前沿问题总结为以下十个方面：第一，要研究舆情主体及其变化（重点是对舆情、舆情主体的概念进行解释）；第二，要研究主流或主体舆情变化的“台阶状态”（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发生的基本特点）；第三，要研究舆情发生和变化中的民众（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民众之间的具体差别问题）；第四是研究舆情支持与舆情危机（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支持、舆情危机、舆情支持的弱化、舆情危机的发生）；第五是研究“舆情雪球效应”，网络信息传播对民意的强化 （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与舆论之间的概念差异、网络信息传播中舆情与舆论之间关系的规律性特点及舆论引导问题）；第六是研究民间舆论场中特殊现象和舆情发生及演进机理问题 （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民间舆论场中舆情的表现）；第七是研究新媒体的发展和舆情表达（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网络舆情）；第八是研究舆情制度建设与舆情信息工作（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信息工作体系的建设问题）；第九是研究舆情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关系（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实施的重要性）；第十是研究舆情作为中国传统语境中出现的本土概念及其现代使用（其中的概念解释重点是舆情概念的历史和现代的沿用）。
（该文系由作者与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部分同志座谈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