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法学学术期刊是以反映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为主要内容，以传播和宣传社会主义法学思想和现代法治理念为目标，以刊登法学研究报告法学学术论文及综合评述为主要内容的期刊[1]，在繁荣我国法学理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法治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然而，由于法学研究的特殊性以及法学期刊主办单位的不同归属，法学期刊存在着与其他学科期刊相比更加复杂的生存环境。正如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所言，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学术，实践性和理论性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法学期刊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2]对于前者，法学期刊不可能完全忽视意识形态，但是作为学术期刊又必须坚持以学术为本对于后者，法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学科，必须协调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法学是一门科学，就会使得法学成为无用的象牙塔，当前法官疏离法学期刊的现象就是其后果；反之，如果不以学术作为追求目标，而以能够得到实践部门、立法部门的承认作为检验标准，法学期刊就丧失了学术价值这个问题也是当前法学界对于法学期刊分歧最大的地方。

    近年来，法学界多次举办研讨会，法学学者、期刊主编、管理部门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探讨法学期刊的现状与未来、定位与使命等重大问题。2006年《政法论坛》编辑部主办了《政法论坛》与法学期刊的未来走向研讨会，与会代表的观点赫然分为两派[3]。邓正来教授主张：法学刊物必须向学术的深度研究进军，王好副主编提出学术性和思想性正是目前整个法学刊物所缺少的，贺卫方教授指出应以：纯粹理论性或者学术性的刊物，捍卫学术尊严。陈桂明教授认为：法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回到法律实践上来，杨宇冠教授也认为法学刊物要注重指导司法实践，在版面资源分配上要平衡法理学研究和部门法学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在其他国家，法学学术期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4]于《法制日报》发表文章，探讨了中美两国都存在法官疏离法学期刊的情况。而在比利时法兰德斯开展的一项旨在开发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绩效方案的大型调研中[5][6]，校际理事会与法学系系主任委员会存在不同观点，前者认为真正的学术论文把法学学者与法律从业者区分开来，而后者认为法学研究主要是为法律实践服务的。鉴于法学学术期刊当前面临的两难境地，本文选择从法律从业者入手，调查法学学术期刊被律师群体利用和认可的情况，为法学期刊管理、法学研究及法学学科建设提供客观依据，为我国法学期刊的发展提供参考。

    2.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1）律师群体的选取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建立与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为验证其构建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框架》，由南京大学法学院曹明[注1]执笔对法学期刊的利用进行了实证，通过对大陆60种法学学术期刊进行同行调查，对这些期刊做出了重新评价，评价主体主要是法学专家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和法学期刊编辑。虽然该调查也向律师事务所发放了问卷，但没有收到反馈信息。因此本次调查专门针对律师群体，既具有实际意义又可与已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听取来自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界不同的声音，以此全面剖析法学期刊的生态环境。（2）参与调查的期刊在南京大学所做的调查中，60种法学学术期刊的选取是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7]中确定的66种法学学术期刊为基本依据，同时参考“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8]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2008年版[9]，再结合法学学术期刊的创刊改刊等变动情况最终确定的，选刊全面，界定科学。因此，本次调查也以这60种期刊为评价客体，以利于比较。

    （3）问卷设计。本次调查的目的是揭示法学学术期刊对于律师群体是否确有帮助，如果没有，原因何在；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方面与办刊宗旨是否相符。考虑调查目的的实现，同时尽可能减低被调查者的答卷负担，提问和回答的设置以明确简洁为原则。最终问卷对每种期刊设置了4个方面的问题：期刊阅读情况调查，该项考察律师阅读学术期刊的种类偏好；期刊特色风格调查，由于刊物的主办单位不同，学术特点不同，载文内容各具特色，此项考察期刊的办刊宗旨与目的；期刊作用调查，考察期刊之于律师的效用如何，与上个问题结合可以揭示期刊的实际效用是否与办刊宗旨相符；期刊学术水平总体判断，考察律师认为的优秀期刊有哪些为不遗漏重要信息，期刊特色风格和期刊作用两项均采用开放性的方式，可以分别补充其他特色、作用。问卷最后还可以补充尚有遗漏的学术期刊，并填写相应调查内容，为问卷特别提示对于完全不了解的期刊可不填写相关内容，并允许匿名答卷，以保证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真实可信。

    （4）问卷发放与回收。鉴于律师群体问卷回收的难度，本次调查没有采取一般的抽样方法，而是通过人际网络即熟人网络进行发放，以确保回收率。课题组成员于2011年7月1日发放问卷，截止8月31日共回收问卷65份，其中有效问卷56份。问卷来源涵盖南京、北京、上海和重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并且大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均有涉及。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律师样本基本属性

    律师样本的基本属性包括学历、职称、是否为专职以及业务方向。由表1可知，本次调查的56位律师大部分为本科学历，另有25%为硕士学历，还有3位具有博士学历。从职称来看，四级律师较多，占填写人数的43.8%，二级律师、三级律师和律师助理均为6人，调查中没有一级律师。此外，除了专职律师，调查中还包括兼职律师11人，占20.4%。通过SPSS17.0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职称与学历，职称与是否专职之间没有相关性，但是学历与是否专职有一定相关性，相关度为0.642。具体来说，除2例外，具有本科学历者皆为专职律师；具有博士学位者皆为兼职律师；具有硕士学位者从事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的均有，大约各占一半，兼职律师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青岛大学。

    业务方向应答人数为52人，应答次数为104次，因此平均每位律师有2个业务方向。由表2可见，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最多，其次为非诉讼业务、刑事案件辩护和知识产权等专门法律事务代理，行政案件代理和涉外法律事务较少。律师自主填写的其他业务方向有：房地产买卖租赁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公司法律顾问。

    3.2期刊阅读情况

    表3是对期刊阅读情况的统计，3代表“经常翻阅”，2代表“偶尔翻阅”，1代表“很少翻阅”，未填写代表“从未翻阅”，以期刊被经常翻阅的人次做降序排列，可见阅读频率最高的几种期刊为中国律师、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法学、法学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这与曹明调查得出的受关注程度最高的6种期刊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学、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律师”在律师群体中受到的突出关注，超过了学者。编辑最为关注的《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其他高阅读频率的期刊在曹明的调查中也排名在前，没有表现出太大差异。而《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在本次调查中的突出表现可能与几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律师更关注本校学报有部分关系。这说明律师群体与学者、编辑关注的期刊种类重合度较高。此外，有个别其他期刊在律师群体中受到了特别青睐。

    律师与学者编辑的另一处显著区别是经常或偶尔翻阅的学术期刊较少，从未阅读过的学术期刊很多。只有《中国律师》和《法学研究》有超过半数的律师翻阅过，而有76.7%的期刊80%以上的律师从未翻阅过。这一结果印证了律师群体对法学学术期刊的疏离。

    兼职律师的主业一般是高校教师或学生，其阅读倾向可能与法学学者更为接近，而与专职律师有所区别。为验证这一假设，将阅读情况按照是否为专职分组统计，发现在专职律师中《中国律师》的阅读频率遥遥领先，第二梯队为《法学研究》《法商研究》和《法学评论》，而《中国法学》是其偶尔会翻阅的期刊。在兼职律师经常翻阅的期刊中没有表现特别突出的期刊，依次为《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和《中外法学》等，而《法商研究》和《中国律师》等是其偶尔翻阅的期刊。可见，兼职律师的阅读倾向介于学者和律师之间，对于学者经常翻阅的期刊也会经常翻阅，对于专职律师经常翻阅的期刊也会偶尔翻阅专职律师的阅读倾向有其明显特点，部分为学者们也普遍阅读的期刊，部分为律师群体更加偏爱的期刊。

    3.3期刊特色风格及作用

    期刊的特色风格反映了办刊宗旨，期刊的作用体现着期刊对阅读群体产生的实际效用，二者的比较能够揭示办刊宗旨的达成与偏差。表4分别列出了特色及作用排名前20%的期刊及阅览情况，可见侧重法学理论、法学典籍与侧重案例分析。司法实践的期刊重合率很低，反映了法学学术期刊学术风格的不同定位很明显。

    为考察期刊的特色和风格在律师群体中是否产生了相应效用，利用配对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该检验假设：期刊特色风格与期刊作用被律师的认可程度一致，而双尾检验显示Pair1Pair3均否定了原假设，只有Pair2没有否定原假设，即律师群体。认为侧重案例分析、司法实践的期刊确实有助于司法实践，而其他两类期刊的定位与效用存在显著差异。

    由Pair1的t值与Pair3的t值符号相反，绝对值相近，可推测部分侧重法学理论典籍的期刊并非只起到了提高法理素养的效用，而是起到了既提高法理素养又对司法实践有帮助的效用。为进一步详细分析，绘制散点图，见图1--图3。

    三组期刊特色与作用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699、0.731、0.528，说明三组均具有一定相关性，Pair2最相关，Pair3相关性较弱。图1中有两种期刊在可信区间之外，其中《法学研究》是侧重法学理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期刊，然而确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其不仅有助于提高法理素养，而且有利于司法实践。

    《中国法学》《比较法研究》的这种特点也非常明显，类似的还有图1回归线上方偏右的期刊，只是程度不同《法治研究》离可信区间最远，在图1右下角，这是由于虽然翻阅过该刊的人基本认为其有助于提高法理素养，但其特色风格不明显。

    从图2的坐标刻度及回归线斜率也可以看出Pair2期刊特色与作用的一致性，其相关系数为0.855.图2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律师》，其显著的位置是由其突出的阅览频率和律师群体对其特色与作用的高度认可决定的。《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中国司法鉴定》《证据科学》《人民检察》也是该组中较典型的期刊。

    图3中最突出的也是《中国律师》，表明认为其既刊载法学理论又刊载司法实践研究论文的律师也很多，总之其对提高法理素养和司法实践都非常有帮助。另外，图3也再次印证了《法学研究》具有提高法理素养和有助于司法实践的双重作用。在Pair3中表现较好的期刊有《政法论坛》《中国法学》《现代法学》《中外法学》《法学》《法商研究》。

    3.4期刊学术水平

    问卷以13水平递增表示对期刊学术水平的总体判断，对回收调查表中每种期刊的学术水平分数进行累加，计算其平均分与标准差如表6所示，平均分能反映被调查者对某种期刊学术水平的总体认同，标准差则反映了所有被调查者对某种期刊学术水平认同的差异。因为填表者对不熟悉的期刊是不做评价的，表中数据仅对打分的问卷进行统计计算。另外，如果对于某种期刊的应答人数较少，则平均值易受极端值影响，产生偏颇，因此表中仅列出了应答人数多于10的18种期刊，以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曹明得出的学术水平声誉最高的6种法学期刊分别是《法学研究》《中外法学》《中国法学》《比较法研究》《法学》《法商研究》，这几种期刊均列于表7的前14位与其不同的是，在律师群体中阅读频率较高，而在曹明的期刊学术水平调查中排名不高的中国律师、犯罪研究、法学评论、人民检查、人民司法、法律适用、也在前列。因此，可以说，法学学者、编辑认为优秀的期刊，律师群体也同样认同，除此以外，律师评价较高的还包括了对司法实践有帮助的期刊。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业务方向对期刊学术水平总体判断的影响，按照业务方向对学术水平判断为3的期刊分组统计，发现不同业务方向的律师在评价期刊学术水平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差异，其结果只是表6中的期刊排名有小范围的上下浮动，体现了不同业务方向对法学期刊学术水平认同的共性。比较明显的不同是在涉外法律事务方向中《中外法学》的排名有所上升。

    根据是否为专职律师分组统计学术水平判断为3的期刊，结果有较大不同，见表7。首先，在兼职律师一栏未出现《中国律师》；其次，两种政法大学的学报仅出现在兼职律师一栏，这与兼职律师为在校师生的身份有关；再次，经常为律师翻阅的《法学评论》，侧重案例分析的《犯罪研究》出现于专职律师一栏，偏向法理、法制史的《政法论坛》，兼职律师较常翻阅的《法学论坛》出现于兼职律师一栏；最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刑事法杂志》为兼职律师所认同，但在专职律师中认同程度较低。

    3.5阅读途径调查

    兼职律师的阅读途径没有出人意料的调查结果，因此表8仅对专职律师进行了统计。自己或单位订阅的最多，其次是通过图书馆阅览。有16.3%的人表达了很少看但有需求。另有23.3%的人选择其他阅读途径，其填写的内容表现出很大差异，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自己购买（非订阅），有3人；第二类是利用其他文献资源，包括网络资源和北大法宝，认为后者主要特色是汇编了法律法规，对司法实践有帮助，但学术水平一般；第三类为基本不看，而且认为没有必要的共有2人，其中一人详细地表述了其观点：很少看，不认为有需求。平常阅读的多数是各级法院的判例；法律、法规的释义；心理学和营销学书籍；历史、记实类书籍，以上材料大部分可以从网络上获取。如需要了解某一法学理论问题，同样可以谷歌或百度。此外，如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有兴趣，可以上某些法学家等社会关注人士的博客或微博。我认为，以下列表中的期刊，如果独自面对市场，大部分将会死亡。

    4.结论与建议

    本次调查反映了律师群体对法学学术期刊的利用与认可的实际情况，基本结论如下：

    （1）大部分律师（80%）对大部分法学学术期刊（76.7%）从未翻阅过的情况印证了律师群体对法学学术期刊的疏离。

    （2）经常被翻阅的期刊一方面取决于期刊自身的学术声誉或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刊物的某种特色迎合了律师群体的需求，例如以律师为基本读者对象的全国律师协会会刊《中国律师》。

    （3）律师对于法学期刊学术水平的判断有其独特标准。学术水平高的期刊除了那些学术共同体公认的优秀期刊以外，还有一些是律师群体认为：对司法实践有帮助的期刊。这也体现在专职律师对期刊的利用和认可与兼职律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代表了律师群体的特征，而后者与学者的观点更为接近。

    （4）期刊的办刊宗旨与其在律师群体中体现的效用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具有鲜明特色与风格的期刊，主题内容侧重明显，却达到了提高理论水平与指导司法实践的双重效果。例如，一些侧重法学理论、法学典籍的期刊对司法实践也很有帮助，这部分期刊往往是公认的优秀法学期刊，《法学研究》是其典型代表再如《中国律师》是注重案例分析，司法实践的期刊中的佼佼者，但很多律师认为其能够提高法理素养。

    （5）专职律师看待法学学术期刊存在不同观点。律师与学者编辑不同，阅读学术期刊的条件有限，因此通过自己或单位订阅，或通过图书馆，或自己购买来阅读期刊，均说明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本人认为阅读，参考学术期刊是有必要的。这种情况占了大多数另有少部分人，虽然很少阅读学术期刊，但是表达了这种需求。个别人认为不需要看法学学术期刊，甚至认为这些期刊，如果独自面对市场，大部分将会死亡，这虽然只是个别律师的观点，但值得反思。

    法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学科，需要协调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关系，法学期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协调的途径是多样的，基于调查结果和基本结论，本课题组对法学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提高法学期刊指导司法实践作用的真正法门在于明确自身特色，做出水平上乘的期刊。注重法理的优秀期刊，同样能启发司法实践；同理，注重实践的优秀期刊，也能提高对法理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学术期刊只谈法理，与司法实践相去甚远，也有的学者认为学术性和思想性正是目前整个法学刊物所缺少的，也许中国法学期刊真正的出路在于，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应迈向深度研究。中国的法学研究应面向中国的司法现实，而中国的司法实践应寻求法学理论的支撑和导引。高深的法学理想需要有现实的支点。只有避免了表面化、低水平重复的研究以及对热点的追逐，法学期刊才会得到法学界和法律界的认同。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知识互动的产物和媒介，是法学界和法律界学者和研究者的论域如果在这个论域中，只能听见来自法学院的声音，而少闻来自法律实践中的疑虑和质问，是不是存在角色上的缺位呢？在曹明的调查中，行政法学研究在宪法与行政法学方向中受到专家的较大认同，然而在本次调查中，4位从事行政案件代理的律师，只有1位偶尔翻阅行政法学研究，且并未给予很高评价再如，从事知识产权事务代理的律师仅有2人翻阅过《电子知识产权》；无人翻阅《中国版权》；虽然大部分都会翻阅《知识产权》，认为其侧重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但普遍认为其学术水平中等。部门法学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结合的，如果部门法学期刊都不能获得从事相关业务律师的认可，那么法学学术期刊就真的成了无用的象牙塔。

    律师不需要做学术科研，但其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参考借鉴学术期刊，从中获得信息，汲取营养，得到启发。本次调查显示大部分律师都有阅读法学学术期刊的行为与需求，然而阅读频率较低，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学学术期刊对律师群体的吸引力不够，不能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如果高水平法学期刊的学术论文在研究、讨论问题时的逻辑、结论都脱离当下中国语境，或者很少关注成文法的解释、具体判例，或者学术语言愈发晦涩深奥，其结果难免使学术文章成为法学院里学者之间的隔空喊话，难以提供给中国律师可操作性的建议。在这方面，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主办的学术期刊应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人民检察》以及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司法鉴定》在对“司法实践有帮助”一栏均榜上有名，但后者的学术水平并未被律师群体认可。我们期待这类期刊“学术地位”的提高。如何发挥司法部门自身优势，为法律从业者提供一个反映司法部门新动向的窗口，搭建一个研究与借鉴的平台是需要法学学术期刊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之，法学学术期刊的发展与法学研究、社会法制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前法学学术期刊是否能在法制建设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是三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我们期待着法学学术期刊能够真正实现“学术场域”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效对接”注释（曹明）“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验证法学学术期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与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的研究报告之一。

    （原载《图书情报知识》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