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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和中文图书馆泛谈
            程真 点击量:6570
国家图书馆
    
 
 
 
   1991年10月,我赴英国伦敦,在城市大学情报学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进修。利用课余时间,我留心考察了一下英国的中国学研究。除了读一些资料外,还参加了儿次报告会,参观了几家中文图书馆,并结识了一些汉学家。中国是中国学的故乡,做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员,我最急于想知道的是英国中国学界现在在研究什么,他们需要哪些信息资料,我们中国的图书馆界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一年的时间毕竟太短,更何况是业余,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此这一篇有关英国中国学研究的文章只能记录下一年中考察的结果和感受,还缺少更深一层的研究,但也只能如此了。
 
一.英国早期汉学研究的缘起
    英国的汉学界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曾有不少文章作过详细的介绍,但全面系统地考察英国汉学研究史的著作却还不多见。
欧洲早期的汉学家中许多是传教士,在明末就有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上百名教士来华传教。但在这长长的早期洋教士的名单中却没有一个来自英国,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英国人到中国来要晚得多。而且最先寻找通往中国之路的英国人,并不是要去中国传教,而是为了经商。
《明史·和兰传》中记载了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商船队来中国要求通商的事件。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他们不得不在虎门与守军刀兵相见。
    1792年英国派出以马卡特尼(GeorgeM acartney)为特使的使团访问中国,受到乾隆皇帝礼貌的接待。他们带回大量的物品,并留下许多重要的记录。这次访问在中英早期交往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在这一点上却没能如愿以偿,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依仗坚船利炮才轰开中国的大门。1854年英国与清政府建交。
    英国早期汉学研究,是与这段中英早期交往紧密相关的,它的兴起与发展基于这样几个基本因素:
    1、商业发展的需要:英国商人,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需要中文翻译,他们希望培养自己的翻译,这样可以直接和中国商人做买卖,而不必非要通过清朝政府部门或其他中介。东印度公司一些专攻中文的“中国通”后来成了英国早期的汉学家。
    2、外交需要:英国与中国的外文往来,特别是英国与清政府建交后需要通晓中文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由于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文化,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推动汉学研究。曾翻译过《三字经》、《千字文》,出版了最早的《中英字典》的吉尔斯(H. A. Giles)教授,就曾在英国驻中国领事馆任职,卸任后在剑桥任教,成为英国早期著述颇丰的几个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3、文物鉴赏与图书整理的需要:早在中英正式交往以前,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图书字画等已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英国,因此需要有人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对中文图书进行整理。早在1632年,白金汉公爵( Duke of Backinghan)送给剑桥大学的一批图书中,就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牛津大学的图书馆甚至在1613年已有17部中文图书,其中最早收藏的一本书,书末注明收到的日期是1604年。不过在当时,连管理这些书的图书馆员也看不懂这些书的名字,只知道这大概是一些医书,而英国早期汉学家有不少人编纂图书馆馆藏的中文书目。在这些中文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文图书馆,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二、中国学组织
    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主要阵地是大学,现在英国设有一中国学系的大学主要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利兹大学、爱丁堡大学、约克大学、达亥玛大学等9所这些院校的课程设置及任课教师的情况,在英国中国学协会( The Britain As-aociation for C hinese Studies)出版的小册  <<英国的中国学指南》( A Guide to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中有很详细的介绍此外,英国还有不少团体,他们的活动有勺地推动着中国学研究的开展。英中文化协会(The Great Britain-China Centre)编印了一本《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英国机构名录》,收集了近百个组织机构的信息,有基金公、对华贸易机构、华人社团、留学生组织、中国学协会、中文图书馆员协会等等。而英中文化协会则是其中影响面较大,又比较活跃的一个。
    到伦敦后不久,我就与该会取得联系,按规定缴纳了3英磅会费后,我就成为该组织的一个会员了。
    英中文化协会成立于1974年。它的前身,英中委员会,在1973年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合作,在皇家艺术学院主办了名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中国考古发现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开得很成功,用所得的收益建立了这个英中文化协会和教育信托公司。该协会是一个独立组织,由执行委员会管理,每年接受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发给的补贴,并接受私人机构的捐赠。
协会总部在伦敦。几乎每月都要组织一、两次报告会。参加的人很踊跃。能容纳近400人的小会议厅常常是座无虚席。许多人从伦敦以外很远的地方赶来。讲演者多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本身就是来自中国的学者,池们借助于幻灯、投影仪,使讲演生动、形象。每次报告都不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但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报告会成功与否,除和讲演者的水平、知名度有关,还取决于选题。我在英国的一年中所参加的报告会有:一位社会学教授从中国考察回来后做的关于中国民问宗教风俗的报告;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F·伍德博士做的关于中国古代私人花园的研究报告;《鸿》一书的作者—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所做的关于她家庭的遭遇及她的作品的报告;中国舞蹈家陈爱莲所做关于中国舞蹈史的报告;一位英国学者关于中国三峡工程问题的报告等等,主题多种多样,涉及各个领域。这些成功的报告会构成该协会的会员们的主要活动。
    该会的会刊,每季度出版一期。每期除刊登几篇评论性文章或研究性的著作外,还要通报该会的工作情况,报道中国近期的大事、要事。随会刊一起免费寄到会员手中的还有一份通告,不仅向会员通报本协会下一季度要举行哪些活动,还预告全英国其他地区、其他组织举办的与中国有关的报告会、展览会、诗歌朗诵会,甚至新上演的中国电影的消息。
    协会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对会员免费出借图书。该馆收藏有4000多册中国学方面的书及10多种期刊,绝大多数是英文,近些年来英国出版的中国学方面的书几乎全部收齐。然而这个图书馆并没有买书经费,它的图书全部来自馈赠。当图书馆员得知有新书出版时,就利用会刊发表启示,声明协会图书馆希望有人能向它捐赠某种新书。很多情况下是作者向它捐赠,也有一些个人买了送给协会图书馆。全部藏书目录都以机读方式存人计算机。仅有的一位图书馆员还要兼做协会里的许多事务性的工作。
除了英中文化协会外,值得提及的还有英国中国学协会和中文图书馆员协会(China Library Group)。如果说英中文化协会是一个以它的活动吸引着许多与中国事务有关或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士,并以此来传播中国文化的群众性团体的话,那么中国学协会则是一个学术团体。他的会员们多是一些汉学家,主要是大学里的教职人员。它是欧洲中国学协会的分会,它的会刊每年一期,报道的全是几个大学中中国学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及教学情况。而中文图书馆员协会则完全是一个实干家们的工作组织。它仅有的十几名成员都是在全国各个中文图书馆第一线工作的馆员,工作繁忙异常。我列席过他们的会议,效率极高,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没有长篇大论,全是非常具体的实际问题,通报各方面的情况,商量对策,协调行动。该组织是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在英国的分会。没有自己的刊物,每年聚会多次。近一两年来他们讨论最多的议题是中文图书书目自动化问题。
 
三、当前英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英国早期汉学主要是大学里的中文课程,慢慢地扩展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等等。由于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上不断提高,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越来越成为更加吸引人的课题。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人们常用的“汉学”(Sinology)已逐渐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一词所代替,这不仅是名词的改变,也是因为“中国学”比“汉学”包含更多的新领域。
    为了弄清当前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主要分布在哪些领域,我进行了一次“英国中国学研究主题分布分析”。资料来源于英国1991年版的《英国目前的研究项目》(Current Research in Britain)一书的社会科学卷和人文科学卷。
    这套书中汇集了英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目前的主要研究项目,多数是大学的博士生课题,资料相当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目前的学术研究方向。我将其中与中国有关的课题抽出,(其中社会科学卷有56个课题,人文卷有25个,共81个课题)进行分类统计,分类方法基本按中图法的分类原则,从学科领域、时间、地区3个方面分类,统计结果如下:
    按学科分类:
    社会学:15
    政治法律:13
    经济: 19
    文化教育:18
    语言:1
    艺术:7
    历史:8
    按时代分类:
    当代:50
    近现代:8
    古代:13
    不分代:4
    跨年代分析:6
    按地区分类:
    大陆:48
    香港:7
    台湾:2
    不分地区:24
    这些数据表明,英国大学及研究单位中,中国学的研究课题分布在经济领域和文教领域占的比重最大,大约各占1/4,其次是社会学和政治法律,而对艺术方面的研究占的比例却很小。究其原因可归为两点:一是研究中国艺术要求更深的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二是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得到资助。从年代上看,对当代中国间题的研究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是研究的热点。这与早期英国汉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研究领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地区上看,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大陆(尽管香港和台湾与英国的关系,比大陆与英国的关系要好得多)。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中,需要更多的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的文献资料。那么英国的图书馆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呢?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
    我曾就此问题问过一位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图书馆里的资料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到过中国,并一直和国内的一个研究机构保持联系,他所需要的资料直接通过该单位从国内获得。还有一些教授,在搞某一课题时,直接把从大陆招来的博士生(有时是访问学者)派回大陆去搜集资料,然后再回到英国来搞研究。到底有多少教授用这种方式获得资料就不得而知了。但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做有关中国的课题时,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到国内来搜集资料,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可见,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文献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的中文图书馆的情况,就不能不成为我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了。
 
四、英国的中文图书馆
到英国不久,英国图书馆协会的人士得知我想了解中国学界对中国资料的需求,向我推荐了一份题为“英国华人社会的图书馆需求”的报告。这是香港一位大学教授用所得的一笔资助,花了3个月时间,在英国各地进行考察,采访了许多华人团体和社区,调查了许多公共图书馆后写成的。根据这份报告,英国公共图书馆中的中文藏书十分分散。一两个中文藏书较多的公共图书馆,中文藏书才7000多册,而其他图书馆中文藏书多则1000-2000册,少则几百册。这些图书馆的主要读者是社区中的普通居民,其中的华人多数文化层次较低。我到过几家公共图书馆,所见到的中文藏书中,港台出版的武侠、言情小说占很大比例,学术著作很少,大陆出版物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与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英国的中文图书主要分布在国家图书馆和一些大学图书馆。所谓中文图书馆就是指这些图书馆的中文部。
    英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可能是中文收藏最多的一家。其主要部分收藏在“东方和印度处藏书”(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otion)图书馆的中文部,还有相当部分分散于东方手稿部、报纸部、官方出版物部等处。所以大英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到底有多少很难说清。除了大英图书馆外,其他几家中文图书馆都是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部。最主要的有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等。这些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多在10万册以上,而且藏书渊源久远,藏书质量也远非一般公共图书馆可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图书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收藏兴趣所在,但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正在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目前,这些图一书馆每年购进的新书中,有80%是来自大陆.
    英国的中文图书馆界长期以来一直不同程度地受到资金不足的困扰。自1980年以来,大陆图书出版业发展很快,中文图书馆需要更多的资金购买中文图书,需要更多的人手进行管理。这更加剧了这一困境。1992年大英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Document  Supply Centre)决定大规模削减中文期刊的订数以节省开支。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原有4名馆员,后来减少到3名,现在只剩2名。其他中文图书馆一般也只有2-3名图书馆员,他们要负责中文图书的采访、编目、读者咨询服务等等,工作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造成中文图书馆资金不足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英国经济一直不景气,在文化教育上的投资太少无法满足需要;二是由于中文图书分散的特点所决定。英国的中文藏书总的来说数量不少,但分散在8,  9个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在这些图书馆中,中文藏书在总的藏书中占的比重很小。如: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400余万册,中文图书10万册,占全部藏书的1/40;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550余万册,中文藏书10万册,占总数1/SO。因此,这些图书馆中用于中文部的资金就不可能很多。中文藏书的分散造成资金和人员的分散。因为人手紧张,工作日益繁忙,中文图书馆界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人到中文图书书目自动化的研究卜,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员紧缺这一难题。
    英国图书馆界的自动化水平是相当高的。大学图书馆已全部有计算机网络相联。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终端上,可以方便地检索到全国大学图书馆中的图书。但是由于汉字计算机处理的困难,中文藏书始终未能真正进人大学图书馆计算机网,只有少数大学把罗马化的中文书目数据与西文书目数据一起存入机读书目数据库中。
    英国中文图书馆界,在开展中文图书机读目录的研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努力。最初的尝试是中文罗马化。也就是把中文图书用罗马化的拼音方式著录,输人计算机。其优点是简便易行,可以和图书馆的其他西文图书共用一个数据库,共用一个计算机系统,便于管理和查询。.直到现在,不少图书馆的中文图书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管理的。问题是罗马化的中文著录容易产生歧义,常常不能反映图书的原貌。如从罗马化拼音方式的著者名上,往往不知作者的中文名到底是什么。因此,用汉字著录的中文机读目录被公认为更加科学的方式。然而由于汉字计算机处理的困难,使这项工程旷日持久,并充满艰辛。
    早在70年代,剑桥大学曾开展过一项汉字计算机处理的研制项目,设想把中文汉字与日文包括在一个字符集中。在当时,这种想法在全世界还没有先例。1979年大英图书馆为此提供了一笔为期三年的资助,使这项研究正式开始。然而1980年,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不幸去世,致使该项研究夭折。但英国中文图书馆界为实现中文图书书目自动化所做的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以往的失败告诉他们,依靠几个语言专家和计算机工作人员,以及有限的一点经费是难以攻克计算机汉字处理这样大的难题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对汉字处理研究的发展上。很快,台湾和大陆的汉字系统相继问世。北京图书馆自动化部并在1989年12月公布了“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这些成果极大地加快了英国及全欧洲的中文书目自动化进程。
    1991年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 brarians)在第5期会刊上发表了“中文图书书目自动化推荐方式”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表述了3层意思:1、中文图书书目自动化应使用汉字技术,而不是停留在罗马化阶段;2、为了从大陆获得书目数据,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建议其成员馆采用大陆的编码字符集,国标GB2312-80;  3、统一书目数据结构,以便将来进行资源共享。这一文件反映了欧洲汉学图书馆界在中文书目自动化方面多年来探索的结果。尽管欧洲中文图书馆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成功的中文机读书目系统问世,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已经成熟多了。
    1992年,欧洲中文图书馆中正在研制的中文机读目录系统有3家。德国2家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这3家选用的软件都是在欧洲比较流行的Allegro-C,但选用的汉字系统却不相同。英国的牛津大学与德国的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使用台湾的“依天”汉字系统,而另一家德国大学使用大陆的国标汉字字符集。选用台湾的汉字而不用大陆汉字的原因似乎很简单:大陆汉字只有6763个,不够用,而台湾的汉字要多得多。另外大陆的汉字技术商品化不够,无处购买也是一个实际间题。北京图书馆生产的机读目录数据对欧洲的中文图书馆界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也是由于销售渠道不通,“可望而不可得”,始终不能在欧洲推开。不过欧洲图书馆界对北图的机读目录数据一直抱有希望,他们的系统采用北图公布的“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直接采用北图生产的书目数据。另外,牛津大学还搞到了一种汉字编码转换的软件,可以把大陆汉字系统转成台湾依天汉字系统的编码,这样使用北图的机读目录数据,从技术上讲已经没有很大的障碍了。
1992年9月,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年会。我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中文书目自动化。来自英国和德国的3位中文图书馆员分别介绍并演示了他们各自的系统,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英国牛津大学中文图书馆员花了近两年时间开发研制的系统成为其中之佼佼者。应该说他们的中文书目系统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但英国中文图书馆员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结论
    英国的中国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虽然历尽艰辛,至今步履维艰,但毕竟还是不断地成长起来。我想这不能不归结为中国文化的魅力,她的博大精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投身于中国学的研究。当然,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是海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动因。
    在英国与汉学家和中文图书馆员们友好相处的一年中,不知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还是出于对英国的中国学家们的钦佩和同情之心,总觉得我们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有责任为海外的中国学界做些实事,提供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方式和他们沟通口过去我们和海外的一些汉学家有些来往和交流,但很少和汉学家组织建立经常的联系。这样很难从宏观上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汉学研究状况。其次应争取和国外汉学组织合作开展一些研究课题或开发项目。例如,欧洲中文图书馆界近些年正在致力于建立中文机读书目系统,如果我们利用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优势,与欧洲中文图书馆界共同开发适合他们需要的系统,将会是十分受欢迎的,并可有力地促进大陆的中文机读目录在世界上的推广。搞这样的具体而实用的项目,资金也比较容易获得。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搞一两个实用项目,有利于促进相互的了解,也有利于改变北京图书馆在海外汉学界的形象,比喊一千遍弘扬中华文明的口号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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